菜贱伤农京郊油菜被铲
大兴区一家蔬菜示范园区内菜农称油菜价一度每斤5分,“至少6毛钱才保本”
日前,济南菜农韩进因无法承受菜价下跌自杀,引发人们对“菜贱伤农”的关注。在北京,一些菜农为少赔钱,把成片油菜铲掉。虽然蔬菜批发价持续走低,市民却感觉菜价居高不下。面对“种菜难赚钱,买菜不便宜”,农业部昨日紧急通知要求帮助菜农寻找销路,商务部要求拓宽流通渠道降低成本。
昨日,雨后放晴,太阳西照,田间充满泥土气息。
34岁的梁平迎着太阳,猫腰进入一个油菜大棚。
大棚里大片的油菜,已被铲掉。
“菜价太低,铲掉还能少赔点。”他说。
卖菜钱不够工人工资
4月18日那天,油菜价跌到每斤5分。菜农梁平说,每斤油菜必须卖到6毛钱,他才保本。
油菜种的比往年多,这是他下的一个赌注。
梁平是四川人,在北京干过厨师,三年前转而种植大棚蔬菜。
大兴区长子营镇朱庄村北新农村蔬菜示范园区内,他有70个蔬菜大棚。
今年,他种的蔬菜种类不多,只有空心菜、菠菜、茴香、油菜、蒿子秆和木耳菜。
“种菜有时候就得赌,赌上了,这个菜今年可能就好卖”。梁平说。
但是,他赌输了。
去年油菜的价格一直比较坚挺,能卖到每斤一块七八。但今年,油菜最高也只能卖到每斤1毛5。4月18日那天,油菜价更是跌到了每斤5分。
前不久,梁平请了12个工人收割一个大棚里的油菜,每个工人工作了9个多小时,人均工钱是63块,中午请工人吃馒头花了20元,一共是780块,而整个大棚收割的6000多斤油菜卖给田间收购者,只收到600多块钱,赔了近200块钱。
“越卖越亏。”梁平说,不如铲掉不卖。铲油菜,他最多支付100元人工钱。要是算上大棚租金、种子、化肥等成本,每斤油菜必须卖到6毛钱,他才保本。
所有蔬菜批发价都在跌
商务部数据显示,4月11日至17日,全国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前一周下降9.8%,三周以来已累计下降16.2%。
在蔬菜示范园内,还有其他几户菜农。园内的土沟边上,能看到成堆的被遗弃的油菜。梁平说,铲菜的不仅仅是他一家。这些铲掉的油菜,要晒干后再烧掉。
梁平种的蔬菜里,不止是油菜,所有蔬菜价格,都下跌十分厉害。
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,4月11日至17日,全国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前一周下降9.8%,三周以来已累计下降16.2%。
在梁平的地里,菠菜只收割了1/6,剩下的菠菜,都已经长到了膝盖处,又老又黄,中间的野草丛生。
“懒得管了,任由它们自个长,等收拾到这个棚子了,一并把菠菜给收拾掉。”梁平说,不管的话,还能省去化肥钱,人工钱。
梁平说,他买了掺假的种子,一亩茴香,只有一半的种子冒出土。这令他雪上加霜。
梁平承包的70个大棚,最早共有5个合伙人。去年9月份,赔钱了,一个合伙人退出。春节后,还是没赚钱,又有两个合伙人退出。
梁平说,要是夏天,菜价还是上不去,今年肯定又得赔钱。
他的另一个计划是,把大棚转租出去,剩下几个做开心农场,让城里人来认领土地。
层层加价市民称菜贵
0.35元的进菜价,到市民手里成了1.5元。市民张女士说菜价一直都很贵,无法想象菜农因价格低自杀。
蔬菜能卖什么价,不是菜农能决定的。梁平说,每天都有十多个收购者开着厢式货车到大棚来转一转,梁平从中挑一个出价最高的。
收购商梁华是河南人,做田间收购已有5年。晚上12点至次日凌晨一两点,他在十里河大洋路批发市场出售。梁华说,去年一车蔬菜能赚到300多元。但今年,一车蔬菜只能赚到100-200元。
昨日下午3时,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内,蔬菜销售商韦继亮守在一货车卷心菜旁。
这一车菜共计4万斤,从江苏沛县拉到北京的,收购价是0.1元一斤,在新发地市场内,他批发的价格是0.26至0.28元一斤。“价格不是个人定的,市场就这个行情。”
韦继亮说,卷心菜从菜农地里到市民手里至少要经过3关:第一级批发商、第二级批发商和菜市场商户。
韦继亮就是第一级批发商。从韦继亮手中买走了1200斤卷心菜的二级批发商说,他主要向昌平区的几个菜市场供货,0.26元一斤的价格购买,再以0.35元一斤的价格卖给菜市场商户。
昨日下午6时,东城区东花市的两个菜市场,卷心菜的售价是1.5元一斤。
0.35元的进货价,到市民手里,怎么成了1.5元呢?东花市乐家菜市场的一位菜商表示,菜价是由商户自己定的。他从批发商那里批发的价格为0.5到0.6元一斤。“为了保持菜看起来鲜亮,我要把外面的叶子剥掉,这也是我要考虑的,所以才加价1元。”
“菜价一直都很贵啊,”市民张女士说,她无法想象,竟然有菜农因为价格低而自杀。
农业部门帮菜农寻销路
菜农梁平说,他要逆向思维去考虑,“哪种菜今年不好卖了,我明年就多种点”。
昨日,针对近期部分地区、个别蔬菜品种出现滞销难卖,农业部紧急部署做好当前蔬菜产销工作。农业部要求各地农业部门高度重视,千方百计采取有效措施,帮助菜农寻找市场销路,稳定蔬菜生产发展。
商务部日前表示,将发挥地方政府储备和商业储备的应急调节作用,临时收储一批卷心菜等具备短期贮存条件的“卖难”蔬菜。此外还将建立对接平台,拓宽流通渠道,以及开展产销对接,降低流通成本,和组织进行深加工等。
新发地信息中心人员分析,从赔钱的部分品种来看,基本都属于供大于求的现象。农民看到什么挣钱就一窝蜂似的种植什么,什么赔钱了就干脆不种了,到来年就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产量过剩,二是供不应求,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价格的大幅波动。政府应该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宏观政策引导。
“到底种什么赚钱,真的只能靠猜靠赌”,梁平说,即使知道北京市场的蔬菜种植情况,他也没法知道全国蔬菜的种植情况。
示范园区的菜农种菜,一般还是选择种他们自己所熟悉的菜品。梁平是四川人,喜欢种南方菜比如空心菜,山东河南的菜农,喜欢种油麦菜等等。
梁平也想过,试过种一些特色菜。比如四川的折耳根(又名猪皮孔),也试过种豌豆尖、紫背天葵等。但是这些种子不适合北京的冬天,种上全死了。
梁平说,今年他赌错了蔬菜,如果明年还继续种菜,他要逆向思维去考虑,“哪种菜今年不好卖了,我明年就多种点”。
本报讯 据央视报道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昨日闭幕。会议经表决,通过了关于修改煤炭法的决定、关于修改建筑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。
吴邦国委员长主持闭幕会。吴邦国表示,对煤炭法、建筑法、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,主要是为与即将实施的社会保险法和刑法修正案(八)有关规定衔接。
吴邦国表示,最近国务院提出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。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同志对草案进行认真审议,大家对草案总体表示赞成,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。会后,还要将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,进一步修改完善后,争取尽快审议通过。
委员审议
委员热议地方行政强制设定权
行政强制法6年来第4次审议,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仍有争议。
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审议行政强制法草案,该草案旨在规范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和实施。诸如限制人身自由、查封扣押、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确立了由法律设定的原则,以终结强制措施“乱”设定的问题。不过草案也规定了在一些特定情形下,赋予了国务院和地方一定的行政强制设定权。
行政法规设定强制措施应备案
吴晓灵委员支持“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”的原则。
针对有一些强制措施法律上没有规定,但又是需要的,允许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拥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,吴晓灵肯定其必要性,但也表示了怕失去制约的担心,她建议第十条中加一款,“由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强制措施,需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。同级人大常委会在两年内对行政强制措施的效用性进行评估,作出继续备案或取消该项强制措施的决定”。
她解释称,由于法律现在还不能完全满足行政执行力,根据实践需要,他们可以设,设的时候就要备案。如果认为这些强制措施侵犯公民权利,人大常委会就可以不予备案。但是有时看不准这个措施到底怎么样,就在实施两年之后,常委会对这个强制措施进行效用评估,然后做出是否继续备案和取消备案的决定。
行政强制设定权应在中央
任茂东委员建议该法更好的把握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平衡,对于上述第十条,他建议,将行政强制设定权规定在中央,“老百姓真切感受、深刻认识到,地方的行政强制权太大,”,所以他建议把第十条中对于地方的授权内容删去为宜。
信春鹰委员认为,有些事情不可能由法律规定,而且有些事项永远不会立法。比如养狗,这个问题很普遍,但是它一定是地方规定的事情,国家不可能就养狗的问题出台一部法律,所以要给地方一定的空间,但是要严格限定。
法律如通过 地方应清理规范性文件
周声涛委员认为行政强制法的出台本意是规范,切不能助长滥用行政执法的权力。
比如一个城市为治理交通堵塞,实行限号出行,城市可有多少机动车,作为一级政府来说,应该早有规划。现在交通堵塞了,就临时出台限行措施。“总感觉是限制了公民财产的某些权利,我不知道这个政策是经过哪一级批准的。”
和周声涛委员同组审议的信春鹰委员表示,地方政府滥设行政强制的问题,限车、限行、赶人等等,是不是行政强制,有待研究。传统上的强制就是“查、冻、扣”,涉及人身自由的,主要由公安机关行使,有严格法律规定。现在强制方式越来越复杂。
信春鹰表示,草案第10条最后一款,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,不得设定行政强制。这个法通过之后,各地都应该清理。一定要严格这一条,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能设定行政强制措施,可以有针对地解决一些问题。